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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此次推送转自“历史学研究通讯”公众号2022-08-19 00:00，网文编辑为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强调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甄别与利用成绩斐然，经济史研究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专题性研究有所突破，经济史研究成果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中青年学者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力军，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取得了一定进展，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经济史研究平台进一步扩大，经济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此次推送转自“历史学研究通讯”公众号2022-08-19 00:00，网文编辑为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强调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甄别与利用成绩斐然，经济史研究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专题性研究有所突破，经济史研究成果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中青年学者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力军，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取得了一定进展，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经济史研究平台进一步扩大，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相得益彰，等等。文章指出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主要为：学术评论尤其学术批评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对部分新公布的经济史资料的甄别、深入解读和研究显得严重滞后，一些成果只是对关键词的简单量化统计，没有对资料、数据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挖掘与研究；重复研究乃至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贯通宏大且具有理论突破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历史学的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各自为政，融合或相互借鉴有待加强；经济史教材显得比较单薄，难能满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需要；对我国前辈经济史学家论著的整理与研究重视不够；部分研究成果存在为数据而数据、为模型而模型的倾向；近现代档案资料公布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文章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作了展望。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似乎没有异议之显学，而作为理论经济学基础学科及历史学科专门史重要方向之一的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研究成果不可小觑。据笔者粗略估计，“十三五”期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文有14000篇左右，学术著作约400部，资料集逾百部，其数量之多是历史上少有的。[1]从整体上看，“十三五”期间经济史学界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厚积薄发，成果丰富，不论发表、出版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均值得肯定。同时，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得不引起学术界注意和改进的薄弱地方。笔者不揣谫陋，试对中国经济史在“十三五”期间的研究情况略作梳理与总结，以期得到方家批评指正。
[1]这里所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包括经济思想史、社会经济史在内。实际上，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系孪生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能断然分清。关于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的经济史文章数量，除期刊论文外还包括了学术集刊、已经出版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书评、综述和一些科普文章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大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无疑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平稳步入黄金期，这也为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称誉的成绩。
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离开史料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如同无米之炊，史料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十三五”期间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甚至表述为“井喷”态势也不为过。“十三五”期间经济史研究利用考古材料有了进一步拓展，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史前文物发掘、秦汉三国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出土文书、墓志等，另外诸如石刻、地方志、民间文献、档案、族谱、家书、日记、账簿等文献资料经济论坛投稿，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其与传统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补充、完善、深化，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经济史学界已有的认识，使经济史研究增添了一定活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用地下考古资料对传统经济史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且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方向。如汉代海昏侯考古发现对于汉代手工业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考古对宋代贸易、手工业史研究，辽上京、金上京的发掘对辽金经济史的研究。对于传统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中，明抄本北宋《天圣令》的整理与研究对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史纂修工程组织编辑出版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史料，对于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功不可没，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大型类书《中华大典》系搜集、整理、编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1912年以前的有关汉文字资料，其中《经济典》《农业典》《工业典》就有古代及近代1.3亿字左右的经济史研究资料，于2016年后陆续正式出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与民间文书收藏家进行有效合作，共同完成包括数万件晋商文书契约的《晋商史料集成》，对于推动明清商业史、区域经济史意义重大。[2]另外，诸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除此之外，学界普遍认为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各种民间文献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这样的经济史史料的出版整理成果，可谓指不能屈。
毋庸置疑，大量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得益于学界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得益于出版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得益于社会各方面对于经济史史料的重视与协同作战。因此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对于经济史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来说，可谓千载难逢之良机，而这无疑为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史料支撑。
“十三五”期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这为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进行学理方面的认真梳理与总结提供了机遇。诸如《历史研究》《文史哲》《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对改革开放4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举凡先秦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隋唐五代经济史、辽宋夏金元经济史、明清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经济史理论及专门经济史，等等。[3]这种总结首先在于对中国不同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及其教训作学理方面的梳理与总结，以供当下镜鉴之用。应该说，这种总结既有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式和特点的总结，尤其对其国际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给予充分肯定，也有对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的深入分析，如对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对国外的研究成果消化不良乃至有囫囵吞枣、以论代史等个别现象给予严肃批评。因此，学界对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史研究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价值。重要报刊还开辟专栏发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经济史研究的总结，这种总结系长时段、多视角、大背景，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镜鉴意义。[4]同时，学术界也有对于断代经济史的总结，有对不同专题的学理总结，可以说对70年经济史研究既有宏观整体的总结，也有微观局部的剖析。学者们特别强调努力构建包括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中国特色学术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正逢其时。这些梳理与总结，无疑对于今后经济史的研究和发展多有裨益。
与此同时，“十三五”期间经济史学界还对西部大开发[5]实施20周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等重大问题，从经济史的视角进行了学理方面的总结。前者强调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要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合，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加强对外开放、与外商深入合作的同时，实现西部地区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转型；后者则重申“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陆海交汇与统筹，[6]使其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这些接地气的学术研究与总结，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价值。
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经济史专题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传统课题研究方兴未艾，新的研究课题不断出现，如城镇化及城市空间管理、工业化、近代化、唐宋变革、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封建社会等研究有所突破，晚清财政税收与近代转型、中国传统经济的现代转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演变、传统社会的工匠精神等，成果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亮点；[7]区域经济史方兴未艾，有成果对于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史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8]有利于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不断完善与推进；公共卫生、社会赈灾救灾史研究备受关注；货币制度的变迁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城乡史特别是历史上城乡结合部的历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商帮史尤其近代商会研究、传统社会基层社会治理、“三农”问题研究、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根据地经济发展等，不一而足。特别是三代学者通力合作，将中国市场通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9]
由于经济史研究成果斐然，社会对其认可度在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国家社科基金对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课题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不论是重大招标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还是后期资助项目，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经济史均有丰硕收获。人社部博士后基金、博士后文库，以及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内容入选的项目比较多。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以及其他省、部级奖项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成果占有一定比例。社会资助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如用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每年资助“商的长城”（商业史）项目20项，其中一般项目（每项资助15万元）和重点项目（每项资助30万元）各10项，有力支持了商业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尤其中青年学者的欢迎；再如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每年也资助商业史研究课题若干项。
2018—2021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的遴选中，理论经济学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均有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者，历史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占比例较高，颇受学术界关注。
学术界经济史研究人才辈出，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已经成为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经济史研究的中坚力量。经济史学界共同努力，为青年学者提供专门学术平台，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国经济史学会等单位“十三五”期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每年举办量化历史国际年会及青年讲习班，中国人民大学每年举行旨在加强经济史教学与科研的学术研讨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发起并于2018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每年举办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暑期讲习班等。一些经济史研究团队组织各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专题讲座，部分高校及研究单位组织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讨工作坊等，对于推动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中质量上乘的经济史选题，越来越多。一些经济史博士后出站报告，入选博士后文库乃至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得到学界好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在世界地位的提高，有一定数量的留学归国人员加盟经济史研究与教学团队，也有一定数量的国外青年学者前来我国高校和研究单位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我国中青年经济史学者人才构成及知识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种人才结构优化，对于今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条件。
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经济史学界的对话与交流，在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显得更加活跃。2016年、2018年度在日本京都和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年会上，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受到国际经济史学界一致好评，对于展示中国经济史学界学者的风采，传播中国学者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均有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史学会推荐的青年学者，在2018年世界经济史大会上被推选为该会执行委员，[10]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界在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认可程度。中国学者与世界经济史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均有所进展。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万志英（Richardvon Glahn）所著The Econmic History of China:FromAnti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的中文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11]一书于201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组织中国学者与万志英进行了面对面学术交流，这种对话是坦诚与实事求是的，大家对该书的创新、特色与写作方法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对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提出了批评。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作者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的精心组织下，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的学者就“经济史的写法”与作者万志英进行了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展开坦诚讨论，对于该书的写作体系、研究方法、分析和总结，均给予较高的评价，对于该著作完成于一人之手表示钦佩，尤其强调其对于今天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多有启示。大家也率直指出《剑桥经济史》存在诸如史料方面、叙述方面、理解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经济史研究的范式经济论坛投稿、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以及体例方面和史料方面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同时，大家对经济史著作翻译的专业性与规范性要求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点击链接阅读）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联系现实、接地气的经济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关注现实经济问题，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并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当是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标。这就需要经济史学者要进一步关注社会尤其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整理发掘更多经济史资料，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结合，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不论在改革开放40年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间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以前传统经济史学的传承，也有对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史学科的推进，反映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连续性和开创性。其中，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显得特别重要。当然，对于中国特色经济史学科的内涵、外延及其理论方法，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不断探索中正在逐渐取得共识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经济史学科既有对我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也有与时俱进的学术创新。中国的“食货”传统已逾2000年，[13]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中国经济史学界以全球视野和当代立场总结中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深入探讨包括历史在内的中国国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是经济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在参考、引进国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理论方法的同时，立足中国的经济历史与现实，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的道路。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正逢其时，这既有对我国数千年经济史史料与记述历史的积累与传承，也系近代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数代学者与时俱进辛勤耕耘的硕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本身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14]当然，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长期不懈的努力。
“十三五”期间，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如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特别改革开放史成为区域经济史、货币史、城市史，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赈灾救灾史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商帮史研究成就突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头；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正越来越受到学界青睐；“三农”问题研究仍然热度不减。特别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令人关注，经济史学界立足于全球史视野，对相关议题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对“丝绸之路”的概念传播与功能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与全面呈现，特别是揭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决非是单向的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而是具有“双向”的功能特征；其次，通过个案研究，如澳门与巴西、丝路叶尔羌—拉达克段、丝路与西南历史交通地理等，探讨不同区域间的中外经贸、交通、文化往来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呈现中外关系的多元化形成与发展；再次，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持续深入，如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进行考辨，利用中外古地图来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及贸易往来，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等商品，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15]
经济史作为一个交叉基础学科，其学科平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经济史学科的集刊数量在不断增加，一些集刊也登有一定数量的经济史论文，其学术质量得到学术界普遍肯定。特别是CSSCI集刊评测的进行，进一步提高了集刊之间的交流与信息分享，推动了集刊在学术界的认可度。《海洋史研究》《中国经济史评论》《产业与科技史研究》《新丝路学刊》《财政史研究》《企业史评论》等集刊，编辑越来越规范，文章质量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各评价体系中得到认可，这反映出经济史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集刊已经成为包括复印资料在内的二次文献评价体系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其中，一些集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集刊），即CSSCI收录集刊，学术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历史研究院均对优秀集刊进行资助，反映了学界对集刊的重视与认可。与此同时，不少综合性期刊也开辟了经济史研究的专栏，增加了经济史研究成果发布的园地。《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多年来坚持刊登经济史博士学位论文介绍，“十三五”期间计选登经济史博士论文达50篇左右。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有关学会，定期和不定期进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学会已经成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工作者联系、沟通和交流的不可或缺的平台，其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各研究单位及高等院校对于经济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比较重视，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史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16]和中国历史二级学科专门史的主要方向之一，系重要的基础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天津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山西省社科院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郑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史研究，表现出了强劲势头，且各有特色。在经济史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面，数量逐年增加，博士论文的规范性与创新方面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上海财经大学、[17]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成立经济史学系，在经济史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博士后流动站中的经济史研究人员数量在增加，博士后在站期间在博士后文库、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申请中，显示出明显优势，系补充高校和研究机构经济史人才的重要渠道。经济史研究人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各研究单位均比较重视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在经济史研究团队，出现了一些标志性学术人才，且有些研究团队还形成了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经济史学派。
[1]戴逸：《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截至2019年上半年，清史工程已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20种889册、文献丛刊75种2454册，超过20亿字。
[2]参见魏明孔：《明清商帮史资料的搜集、甄别与整理———〈晋商史料集成〉评介及其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
[3]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编：《与时同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刘志伟：《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文史哲》2019年第5期；朱浒：《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程丽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明代西北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评论》2018年第1期；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孙圣民：《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现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等四种期刊的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林盼：《社会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评论》2021年第1辑；陈锋：《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第14版。
[4]汪海波：《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5]中国西部大开发区域范围包括重庆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四川、贵州、云南、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4％。
[6]白永秀、何昊、宁启：《五年来“一带一路”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展望》，《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刘婷玉、林鸿宇：《“陆海交汇：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第七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
[9]吴承明、陈争平主编：《中国市场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该书第1卷即《先秦至宋元卷》，由李埏、龙登高主编；第2卷即《明至清中叶卷》，由李伯重、邓亦兵主编；第3卷即《晚清至卷》，由陈争平主编。
[10]在颜色教授于这次会议上当选世界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之前，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李伯重和马敏两位教授先后担任执行委员。
[12]李伯重等：《经济史的写法———读〈剑桥中国经济史〉（笔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3]我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中设有《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等篇章，开创了我国“食货”记述之先河，其后的正史中，设有《食货志》者多达17部之多，这使得我国史书对经济史的记述与研究连绵不断。
[14]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15]武斌：《丝绸之路全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16]理论经济学包括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就国家学科名录来说，历史学科中有5个一级学科，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军事史、科技史，均涉及到中国经济史的内容。
[17]上海财经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经济史学系的基础上，于2020年12月成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
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史研究成绩显著，但难免存在一定的遗憾，亟需反思存在的不足，使经济史研究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行。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学术贵在创新经济论坛投稿，而学术评论尤其学术批评是推动学术争鸣，鞭笞学术不端，净化学术氛围必不可少的手段。现在存在的一个不良现象是，学术评论文章往往是老师给学生延誉者，或者是学生为先生鼓吹，也有朋友及同行互相抬轿子的，鲜有真正在学理上进行评论的佳作。《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设有“经济史评论与争鸣”栏目，后来因为没有上乘的文章而作罢。这一方面的原因比较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现在的评价标准有一定的关系，不少单位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不将书评及综述视作科研成果。这是失之偏颇的。有质量的学术评论及学科综述，往往能够反映作者的理论水平与学术见地，会引起学术争鸣乃至引领学术方向中国经济报告杂志。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评论》正有志于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方面的高质量文章还是比较少。
正如前面一再强调的，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经济史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出版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一些成果只是对关键词的简单量化统计，没有下功夫对资料、数据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因此，对于新材料的消化和利用，做到前辈学者所提倡与践行的贵在得间，在今天来说仍然是非常需要的。
重复研究乃至学术不端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评价的范围，实际上这一方面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普遍，重复研究方面的情况尤其如此。一些论著对以前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其发表的成果实际上是在炒冷饭，没有达到已有的成果水准，当然也有抄袭现象的存在。要完全杜绝这一方面的情况，仍然任重道远。
学界批评的“明史不清，清史不明”的情况，今天仍然存在。一些短平快的成果是为了应付考核，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追求，因此贯通宏大的研究成果便显得凤毛麟角。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浮躁现象，受到学术界不断批评，学界期盼贯通宏大且具有理论突破的论著。这一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与时下的评价体系等有一定的关系，十年磨一剑会被年度考核体制所淘汰。
历史学的经济史所反映的是历史中的经济，而经济学的经济史则是经济中的历史，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历史学的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各自为政，更不用说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这样，经济史对于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融合或相互借鉴方面仍有待加强，经济史学科迫切需要学科开放与融合。
需要加强对经济史教材编写的支持力度。虽然已有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共同组织主编的《中国经济史》教材出版，但是相对于该学科的地位，经济史教材还是显得单一，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难能满足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需要。[1]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索，取得了令世人称道不已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重要依据，而我们今天对这些重要成果没有给予必要的尊重与总结。应该说，经济史研究的真正繁荣，需要传承与创新并驾齐驱，这样对于前辈经济史学家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与研究，显得非常重要。[2]
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正在兴起，无疑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进步，但是一些研究成果在利用数据和研究工具时，已经表现出背离经济史本质，没有考量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数据而数据、为模型而模型的倾向，受到学者的诸多诟病。一些研究成果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有的研究成果追求标新立异以引起学界关注，等等。这些现象需要引起必要的关注与重视。
相对于近年来经济史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呈井喷势头，我国近现代经济史档案资料的公布显得严重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同时，近现代经济史档案资料发布的严重滞后，对于我们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或经验，是非常不利的。
[2]刘志伟：《沿着前辈开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路径前行》，《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
通过前面对近年来尤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简要梳理与总结，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未来略作展望。
一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世界蔓延，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秩序，这对经济史研究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然灾害特别疾病史的研究，会成为今后新的研究热点，包括赈灾、疫情恢复与发展经济等，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二是全球视野下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从资料与理论两方面努力，为进一步形成并树立中国经济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奠定坚实基础。[1]
三是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和理论融合，将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科关注的一个方向。
四是经济史资料的甄别、消化和利用，尤其数据库建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继续重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甄别与出版，重视研究资料的交流与共享，为实证与理论研究提供更加扎实的资料基础。
五是贯通宏观的研究成果颇受期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所体现，相信今后会有一定数量的重要成果问世。
六是社会转型研究有所突破。目前，我国乃至世界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学者将研究视野置于人类历史上的社会转型，力图从经济史角度对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经验与教训。
七是鼓励开展经济史学术评论与批评，在坚守学术传承的前提下促进学术不断进步，这包括学术规范、学术创新诸方面的内容。
总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作为基础学科，是国家学科目录中系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6个二级学科中的2个二级学科，在中国史、科技史以及军事史这3个一级学科中均有一定的地位。当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与经济史的学科地位还有一定差距，尤其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尤其如此。[2]这样，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确实是构建中国特色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加强基础学科背景下更是如此。[3]
[1]叶坦：《重写学术史与“话语体系”创新——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及其典型案例考察》，《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0期。
[2]张军、王永钦：《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易棉阳、赵德馨：《经济史学学科功能论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魏明孔，甘肃皋兰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金宝祥先生和宁可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二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国家出版基金评委等，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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